我不是《开卷》最早的读者。与《开卷》最早的关联是薛原写了一篇读《雀巢语屑》的书评，他除了发在自己编的《青岛日报》读书版上，也给了《开卷》。薛兄对《雀巢语屑》的吹嘘，引来好多读者的关注，读书界有些人开始注意到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连带着也关注到身为作者的我。董宁文注意到我这个一路偏锋走晚清民国末流文人路子的八卦家，给我寄来《开卷》，并为“我的”系列向我约稿。我把文章看得太重，虽然笔名藏书印等等话题都在我的关注范围，并且是有不少故事可以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竟没把文字写出来。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起这套“我的”系列如何如何经典，又是如何大咖云集时，我深悔自己错失了一次搭船大伽的机会，现在一切都晚了。
有一年，宁文去中关园看吴小如先生，吴先生不久溘然而逝。宁文当天发短信给我，我马上回：“生命最后一程的吴先生，与兄见完面，才肯转身飘然而去……兄充当了读书界与老人告别的信使。”
我跟吴小如先生有一点书信往来，跟他约过稿。我做杂志编辑时，曾有一个设想，开一个专栏，专请名父之子谈父亲，吴先生起先答应了，后来说他已经写过好几篇谈吴玉如书法与人的文章，想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后来我又提议做访谈，大概他拿不准年轻人会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断然拒绝了。再后来，又说他的一个博士生可以写。我只想留他的文字，就含含糊糊不了了之。这中间向他求字，他很快就写来。其中一首写到欧阳中石先生。之后一次跟吴先生通电话，谈到欧阳先生，他说欧阳早年跟他学书法，后来才认识他父亲，对外则只提他父亲，绝口不提他。我在蓝旗营居住，离他寓居的中关园只一步之遥。有次提出想去拜访他，他答应了。当我说出就住在蓝旗营小区时，他马上推说太太久病，家里非常凌乱，有事就写信罢。蓝旗营是清华北大的联建楼，吴先生是有资格住的，但当时得交集资款，他没有钱，因此仍滞留在中关园。他拒绝我拜访，可能与蓝旗营那次分房有关，伤到他心了。
《开卷》十五年时，出过一本精致的特装本，宁文曾拿了这本特装本北行拜访京中文坛学界大佬，请他们签名。有几位是我陪同去的。记得某晚宁文带着几本书，由我开车送他去朝阳医院附近兴华公寓的黄苗子先生家，请黄先生签名。我把车停在公寓门口，宁文抱书上去，不多一会他抱书兴冲冲出来。我想那几本特装本顷刻之间又多了一位文化老人的签名，他这一举动无疑是在跟时间赛跑。后人可能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编辑利用他的人脉资源为签名本不断增添新的纪录，只有目睹这一切的我，才知道宁文有多拼。他一边上车一边拉车门一边催促我：快走快走！抓紧去下一家。车子走出约莫十分钟，宁文突然说：不好！落了最重要的一本！调头，回苗子先生家取书！我急急打方向盘往回走……宁文的签名本，大多有一段或几段这样伴生的故事。
《开卷》第300期（终卷号）
《开卷》对于作者读者的诚笃，许多人领受过，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写到过，譬如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手写信封，成了《开卷》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的传统，这虽是小事，却可感受到《开卷》的温度，从中能看到二十世纪新闻出版行业的遗风。
《开卷》的意义还在于在经济大潮席卷华夏大地时，抢救性地发表了许多文化老人的最后一篇文章，“最后”系列成了《开卷》的一大特色。此外，在与文化老人打交道时，宁文敏锐而“好事”，为世人保留了一批二十世纪前期出生的文化精英的墨迹。那些文坛学界艺林长者不厌其烦为《开卷》题词，也是那一代人走入人生暮年时内心活动的一种呈现。
有人以诗三百篇形容《开卷》三百期，我想说《开卷》一路出刊留下的人事、文本、读书年会以及延伸出的诸多关联自会诉说，无须拿别的来比方。就我自己而言，有二十多年的阅读时光是与《开卷》相拥相伴，愉快而且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