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西北政法大学一节专业课上，老师用点名的方式，让学生回答问题。（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大家把手机放袋子里。”2025年4月18日，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4号楼，一位老师一进教室，就指了指挂在前头的手机收纳袋。
2025年3月，西北政法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推行学生学风建设行动，提倡包括课程督导、学风整顿等多项举措。“手机入袋”，就是该项行动的具体做法之一。但在实施了一个多月，引发校内争议与媒体关注后，情况似乎有所变化。
前述老师连说了两遍要求，还是没有人起身。“学校跟你们怎么传达的？”老师问前排的学生。“前两周还在通报上课用电子产品的班级，大家尽量控制下。”第二节课上课铃一响，她再次提醒，“把手机收起来啊，还是有监控的。”
这间屋子至少装了3个监控探头。1个枪式摄像头，高度差不多与黑板齐平。1个球型摄像头安在更高处。教室后头还有1个。
尽管既不是985、211，也没有入选“双一流”（业内俗称“四非”院校），但在政法系统内，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名校。面对课堂“前排入座率”低迷、学生与老师缺少交流等教学问题，这所老牌政法学校似乎想力挽狂澜。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学校抓学风建设的初衷，是想让学生把注意力、精力都放到课堂上，学生不应在课堂上玩手机，去聊天。“作为一个大学，你在我这上4年学我有责任有义务把孩子培养好，输送到社会上，他能立得住，我们要尽到责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抓课堂纪律，主要还是为了教学质量。”
大学课堂吸引力在下降，并不是西北政法大学独有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李芳菲就曾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句话，“没有目光交流的教室，像一片低垂的星空，所有明亮都被手机屏幕吸引了去。”
针对此问题，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在内，不少高校都试图采取被学生戏称为“大学高中化”的管理模式。大学课堂为何会变成这样？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夏淑倩问过不少学生。学生说“老师讲课的水平对不起我”，老师则抱怨学风不好。师生间互相埋怨又彼此妥协，构成了一个微妙平衡的生态系统。
“监控刚动了”
“我不建议你来这节课，”一位西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法大”）的学生停顿了一下，“老师有点太严格了”。2025年4月17日下午，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学生身份，向他寻求听课建议时，班里传来偷笑声。原来老师正坐在第一排。
离上课还有20分钟，学生已到得差不多。每进来一个学生，都在老师那里排队签到。
签到，是为响应对学生提出的到课率要求——同其他很多学校一样，在教学管理中，西北政法大学将到课率、前排就座率、抬头率统称为“三率”。
“学校要求我严格，我有啥错？”这名老师把刚才那位好心提醒的学生叫到前头，“我要（向学校）反映这个情况，学生对签到有意见。”临近上课，老师指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南方周末记者，“这位同学，坐第一排来，这么多空位置。”
当天西安最高气温34.3℃，天气有些闷热，教室里也死气沉沉——只听见学生摇动椅子，发出的咯吱咯吱声。
这堂课的绝大多数时候，老师都在念课本或PPT。他不时拍拍手，“look up(抬起头)”，希望吸引学生的注意。没一会儿又冷不丁地说，“那位帅哥，不行买杯咖啡去，别睡哈，人生苦短”。但始终没有几个人看他，于是他不时望向坐在第一排的南方周末记者，然后点点头，“clear?(听明白了吗)”
变化是从2025年3月开始的。
教学楼所有教室都挂上了手机收纳袋。学生班级群开始出现带感叹号的通知：“下午第一节有课的班级注意！学校将对课堂展开巡查！请大家遵守课堂纪律，不要迟到、睡觉、玩手机！！！”穿着行政夹克的领导，在教室后面拍照。有时在后门玻璃上，能看到一双往里张望的眼睛。
西法大一位教师参加了教研室例会，文件一人一份摆在桌上。在他的印象中，文件明确规定了学生迟到一次扣多少分，不来一次扣多少分。上头还留着水印，“内部资料，禁止外传”。学习后材料也不许带走。
部分二级学院开始公示查课通报。除统计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和旷课人次外，在隐去姓名中间一个字后，公布旷课学生名字。
不光是通报学生，西法大教师陈洪达所在的学院教师群也收到通知。哪些课堂前排就座率和抬头率不高，后排有学生玩手机。批评几个老师，再表扬几个。
陈洪达说，老师们都为被批评的同事打抱不平，觉得大学是自由之地，不应该像高中那样把学生的手机管起来。等院领导走了后，有老师说，“学校做这种事，我们难道要成为推手吗？”
尽管有不同意见，学风建设仍在继续推进。
3月20日后，学工部陆续发布三期本科生学风建设简报。
简报显示，学校民商法学院倡导学生在课堂上自愿把手机放入收纳袋，并与综合素质测评挂钩；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覆盖全部学生开展一对一谈话，学院班子成员不间断随机查课、听课，辅导员每周查课听课不少于3次；公安学院提出将出勤率、课堂互动次数和手机存放记录作为量化考核指标，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学生，在年级内进行公开批评教育，并视情况记录在个人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中。
方蕙兰是一名在校生。有老师同他们讲起教研团队在监控室看到的场景。监控镜头拉近，能看到一个女生正在看洗地毯的解压视频。“不要把手机拿到桌面上玩，摄像头都能看清楚”。
4月份的一节课上，旁边同学拍了拍方蕙兰，“监控刚动了”。她抬头看，摄像头往右转了一下。
不过，陈洪达说，最近，也许是学校感受到了来自舆论的压力，声称之前的做法只是实验，从现在开始记录全部清零并从严执行要求。但此后一个月过去了，学校没再通报过任何与课堂教学有关的督导情况。
保研率低与“图个就业”
2025年4月3日，西北政法大学召开教风学风建设专题工作部署会，校党委书记赵万东和校长范九利出席。
范九利说，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落实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的重要举措。会议肯定了教风学风的转变。
“全校草木皆兵。”西法大一位教师回忆，2024年学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成员不仅要听课，还要检查学生的考卷和论文，检查项目繁多，“所有人像拉了一级战备警报。”
当时，西法大专门召开了学生动员大会，全体辅导员和全校314个班级的500余名班长、团支书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某位参与并指导过多所高校审核评估工作的专家表示，“每个学校都把接受审核评估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由书记和校长牵头。”多数学校起码要准备一年左右，“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他介绍说，审核评估结果没有通过与否之分，而是由专家组列出问题清单，学校有两年整改期。不同学校基础不同，“关键是发现的问题，你改不改，后续会有一个督导复查”。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实施方案，对于突破办学规范和办学条件底线等问题突出的高校，教育部和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采取约谈负责人、减少招生计划和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等问责措施。
西法大某教研室负责人王嘉宣回忆，当时，专家组指出了上课抬头率的问题，同时反馈很多学生不愿意坐到前排。
2025年1月，咸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赵万东，履新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王嘉宣在学院会议上听学院领导转述说，新书记到任后第一次到教学楼巡查，就发现有老师上课迟到。
会上传达了赵万东的想法，“今后可能有一大批文科类院校倒闭，如果再不进一步强化教风和学风，西北政法大学的竞争力就比较弱了。”
据公开信息，早在2021年，赵万东担任咸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就推行过学风建设。学校在315个教室，采购安装了826个手机袋，要求学生上课前自觉将手机放入袋中。在一篇新闻稿中，赵万东要求各单位领导“必须敢于斗争，及时制止不良现象，不能当‘老好人’”。
与咸阳师范学院相比，西北政法大学有更好的声誉与省外生源。
根据该校2024年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24年实行新高考的各省，最低录取分数线均高于当地本科线130分以上，其他省份录取最低分均高于当地一本线50分以上。
但尴尬的是，由于是“四非”院校，西法大的保研率较低。该校2024届3038名本科毕业生中，只有105人获得保研资格，保研率约为3.5%。不高的保研率，意味着更多学生要挤考研这座“独木桥”。此外，法学学生往往还要参加法考。
在本科生集中的西法大长安校区，食堂对面立着黄色的巨型广告，上面写着“法学考研，连续8年上岸率超过85%”。在靠近学生宿舍的一侧，同样是一水儿的考研咨询和法考面授班广告牌。
西北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刘西解释，学校老师上课，介绍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法考法硕的网课则把每个知识点拎出来，结合现实案例，更成体系。网课更实用更吸引人，原因很简单——课讲得好，才有钱赚，“培训机构肯定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上去”。
到了大二，学长学姐也会支招。法考要想考得好，要多看网课视频。至于校内期末考试，考前突击背下教材就可以。刘西注意到，一般从大二开始，更多学生会在校内课上支个平板，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底下学网课。
该校一名大一学生说，他身边有同学已经开始准备法考和研究生考试，会在课上看学习视频。
有人要考研，有人想找工作。方蕙兰的高考成绩，能上不少“双一流”高校，但最终选择了西法大。当下严峻的就业环境，让她意识到，漂亮的成绩单并不能换来好工作，“我不想卷入优绩主义”。
“上大学就是图个就业，大家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方蕙兰说。有些考勤严格的课，她宁愿花15到30元钱找人代课，也要把上课时间省下来去校外实习，“谁也不能阻挡我实习刷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每间教室都挂着手机袋。大一学生还要进行晨读。（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互斥的磁铁
八十多人的课，只有三十多人在听课。最开始，湖州师范学院教师吴敏是失落的。她希望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在其他课上，会让学生在纸上写下姓名，做成卡片放在桌上。在这个班她打消了念头——第一堂课，很多学生连教材都没有带。
但当她知道这个理科专业的学生，课程一度多到连体育课都没时间选时，她试着包容这群年轻人。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李芳菲也有类似遭遇。她上课很少点名，能来的学生有三分之二，来的学生还有一半心不在课堂上。
课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弱。
教育部于2016年5月对武汉大学进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范芝芬是评估专家。当时，还是杭州师范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的陈凡是范芝芬的翻译。
后来，陈凡在2017年发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何以可能——基于51所大学本科课堂现状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回忆，范芝芬对武汉大学这所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上课不做笔记，而且异常沉默感到惊讶。“教师有一流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却没有很好地在课堂上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
在这篇论文中，陈凡收集了309人次评估专家对30所985与211高校，及21所水平较高的地方性大学1610门课程的听课记录，基本涵盖所有本科专业。
研究发现，课堂教学出现频次最多的问题是教学效果不好，其中包括教学缺乏激情，气氛沉闷；教师教学投入少，照本宣科；教学能力有待提升，课堂节奏和教学组织把握不好等。至于学生迟到，低头看书、看手机、看电脑，以及睡觉和不做笔记等问题，反而出现频次较少。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参加过两轮陕西省属高校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这几年师生互动的情况总体有所改善，但还不是特别理想，培养学生创新和批判思维还是有所不足”。
即便在北京大学，亦是如此。
北京大学大三学生刘欣怡觉得，老师和学生是互斥的磁铁。课堂上以老师为圆心的一个圈内，都不会有人。教室两侧的第一排会坐人，但离老师更近的正中间要在四五排后才有人坐。
大一刚进校时，她也做过笔记。但过了一个学期她发现，认真做笔记的那些课，到最后还不如找往年试题和背诵复习资料，成绩提高得更快。“只要成绩能够上去，我的目的就达成了，即使不听课也心安理得”。
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夏淑倩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过一二十所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她回忆，基本所有高校，在“学生是否需要很努力才能实现学习目标”的调查中，都是最低分。也就是说，老师和学生都认为，学生在大学里不需要努力就应该通过考试。
刘西与老师、同学的关系都不错。老师曾向他吐槽，学生质量越来越差，上课不听讲，坐在最后一排，讲课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学生又在骂“水课”，“对未来一点用没有，还不如听法考法硕的网课”。但听着两边的骂声，他越发觉得师生实现了一种共存，“大家心照不宣，配合演好这台戏，对双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西法大的一位老师感到无奈。想要实现好的课堂效果，对老师有更高要求，“不仅要幽默，还要有演讲能力”。在他看来，老师不是机器人，看到学生不好好听课，也会影响讲课的心情。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老师不愿意讲，学生更不愿意听。
“我不否认有些老师教课既有深度广度，又风趣幽默，但这样的老师毕竟是少数”。他认为，如果把知识比作精神的食粮，学习就相当于吃饭。学生觉得老师讲课内容晦涩难懂，可以改进。但如果学生不是来吃饭的，来饭店是为了看表演，“这就为难厨师了”。
他说，在现实中，老师也锤炼出了一种修为，“不管学生在下面干什么，我照讲我的。”
与其他同学一样，刘欣怡也开始在课上打游戏。这学期，她有门年轻老师开设的专业课。授课模式是老师花大量时间机械性地念一通PPT，再结合些例子。PPT内容和某本教材一模一样，“自学不用两小时就能看完半本”。这门课她不再去上，只有每两周做一次汇报时出现。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刘欣怡想，不用怎么备课，腾出的时间是不是为了科研？她和同学吐槽，学校能不能专门聘请和培养教学的老师，把做科研的单独划出去，“别让他们教课了。”
“教学是干公家的事儿”
“各个学校都在推教学型教授，”但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吴一鸣看了很多高校，“没有一个方案是我满意的。”教学型教授容易变成照顾性岗位，“都快退休了，给你评一个。评上了他自己不觉得光荣，其他老师也会觉得是他科研能力不行。”
高校一般将教师分为教学岗、科研岗和教学科研岗等类型。在绝大多数高校里，教师都是教学科研双肩挑。
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用夏淑倩的话说，她不希望只会教书的老师去上课，而是希望老师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创新。
除了教务处副处长的行政职务，夏淑倩还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英才教授，兼顾科研和教学。她心里清楚，教学非常成体系，本科生掌握的知识有限。老师需要先了解学生学过哪些课，再把科研成果设计成教学的某个环节，有个转化的步骤。但很多老师科研很忙，投入教学的时间和精力又是有限的。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鲍威等人以985和211高校为代表的1536名研究型大学专职教师为样本，于2017年发表论文《冲突·独立·互补：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行为与科研表现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这篇文章指出，与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相比，教学是教师群体每周投入时间最少的。每周平均教学投入时间13.6小时，而科研投入时间为18.3小时。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科研时间投入比重，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出发达国家8个百分点。
这背后是评价的指挥棒。吴一鸣说，尽管出成果慢，但科研是可累积的。他举了个例子，10年过去写了10篇论文，可以评职称，也可以申请课题。但一个老师上了20节课又怎样？无非只是上了20节课而已。
吴一鸣曾九次获评华东政法大学“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如果只从功利的角度考虑，这个称号没有奖金，评教授也没有用，只是一种荣誉。“你热爱教学，愿意投入，学生给你正反馈，就到此为止了。”吴一鸣说。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由来已久。
某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层干部说，从领导职数上看，学校教务处只有1个正处，但科研院有2个正职。高校里流传着一句话，“教学是爬坡的，只要教务处不用力，教学肯定往下滑”。但科研院不用爬坡，“所有老师都在努力”。教务处对教学院长都很客气，“有情怀的人才会帮他干活”。而科研院发个项目申报指南，“都会觉得他照顾我”。
在夏淑倩看来，与其说重科研、轻教学，不如说教学很难用量化指标评价。科研有实到经费、论文影响因子、专利数量等显性指标，但教学不一样。同一个系的同事之间，知道谁对本科人才培养投入的时间多，课讲得相对好，“但拿不出量化的指标”。
在不少高校，教师晋升职称时，评教成绩被要求在一定排名范围内。如果评教分数过低，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这也导致出现了“水课”文化。
夏淑倩说，教师通过“水课”完成课时工作量，给学生打更好的成绩。而学生则通过“水课”拿到学分和更高的绩点，同时给老师更高的评教分数。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学生不再愿意认真上课，老师也会觉得认真教课不如放水，“学生给的评价也高，干吗不把时间用在科研上？”
她在二级学院做负责人时，动员老师们对学生负责，不能上“水课”。但有老师说，“夏老师，大家都知道你讲课好。学生给你打分不高，我们也认为是学生的问题。我们年轻老师不敢赌。”
还有一位对教学充满热情的老师找到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教学是干公家的事儿，科研是干个人的事儿”，第二句话是“干教学，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扭转不了文化，哪怕我是管理人员，我也很无力。”夏淑倩说。
西北政法大学教学楼里的教辅广告。（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没有什么非讲不可
吴一鸣深知这种无力。
教务处能管的，无非是老师上课有没有迟到，有没有提前下课，有没有按照大纲讲。“我们顶多就管这些事，这属于底线，没有办法去拔高上限。”
用他的话说，有高校教师因为没有完成科研任务“非升即走”，“但有老师因为讲课差被赶下讲台吗？”
在吴一鸣看来，“大学高中化管理”的这些做法，只是“至少看起来在做事”。但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让学生用手机，如果心思不在课堂上，抬着头也两眼茫然。“课讲得不好，对学生未来发展没啥用，为啥要听你的？”
华东政法大学首先改变了评教模式。
他介绍说，此前评教通过学生打分的形式，90分算很低的分数，实际上没有达到评教效果。现在将课程分为六大类，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先选出教师们心中理想的老师。以这些老师模型，通过系统分析出他们的群像特点。学生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对教师评教。
比如问题中会出现，老师课堂管理严不严？学生并不知道哪个答案对老师更有利，只能如实作答。学生的答案越接近模型教师的指标，这位教师的评教分数就越高。改革后，评教结果从高到低依次为ABCD，每档中还会细分。如果一个老师超过70%课程的评教为D，直接认定为教学不合格，不能继续参评高级职称。
吴一鸣也改变了自己的课堂模式。他把线下课改为录播的网课。从第六周开始，每周一次，每次考10道题。一共考10次，共计100分，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出10道题要花上他一整天的时间。因为如果题目太简单，没有区分度；但太难，学不学都一样，又激不起学习劲头。
“你上课认不认真我不管，甚至上别人的课也可以，但最终是要考核的。”吴一鸣说，这种模式让学生每个礼拜都处于期末复习状态，最大的好处在于激发了学习积极性。为了通过考试，学生往往还要补充阅读一些材料。
他让学生又爱又恨。有学生评价说，“考了那么多课，别的课考完就忘了。你这门课像长在脑子里一样，撕都撕不下来。”
什么是好的课堂，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
2025年4月18日，西北政法大学一堂法理学课上。师生在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法律才是良法，不符合主流道德的法就一定不是良法吗？这位老师在总结时说，“可能很难有真正的社会共识，呈现一个完整的共同面孔。所谓‘社会共识’容易沦为抽象的空洞说辞。”
“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课堂效果就达到了。”他说。下课铃响后，还有两个女生留在教室，讨论得热火朝天。
李芳菲从教22年。她觉得“不要去考虑学生应该如何学习，而是应该想你还能讲什么东西？”她念大学时，是班里的第二名，但也经常不去上课，而是在看小说。
“大学课堂不应太刻板。”李芳菲说，“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内容是非讲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学生想学不能学的，有太多种方法去获取知识本身了。”
（文中陈洪达、方蕙兰、王嘉宣、刘西、刘欣怡、李芳菲、吴敏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吴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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